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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肉身 第 9 頁


披上羅馬人的長袍,環顧一下自己是否有一個長長的影子,這也不是什麼壞事。為什麼我們要互相廝打呢?我們是用月桂樹葉、玫瑰花或者葡萄枝把我們的私處遮蓋起來,還是把那醜陋的東西露出來給狗舔
作者:劉小楓 / 頁數:(9 / 88)

披上羅馬人的長袍,環顧一下自己是否有一個長長的影子,這也不是什麼壞事。為什麼我們要互相廝打呢?我們是用月桂樹葉、玫瑰花或者葡萄枝把我們的私處遮蓋起來,還是把那醜陋的東西露出來給狗舔,這又有什麼分別?時尚書屋

羅伯斯庇爾倒是一針見血:丹東以不能連累無辜的個人為由反對人民民主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不外乎「想讓革命的駿馬停到妓院門前」。丹東的追隨者卻以為,妓女瑪麗昂的感覺偏好有其自然權利,基于自然權利的感覺偏好也是一種道德,羅伯斯庇爾的人民民主的國家無權干預:「如果所謂的道德墮落的人都要被所謂的正人君子吊死的話,世界一定是頭朝下站着呢!」
可想而知,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的思想分歧已經走到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地步。羅伯斯庇爾的革命政府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長揚言:「企圖往自由女神的強碩的軀幹裡受精的懦夫將被她的擁抱窒息而死。」
畢希納這才搞清楚,原來丹東想要維護個體感覺偏好的自由,這才是他與羅伯斯庇爾的思想分歧的關鍵。畢希納很有可能是在讀到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1819年的演講「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後,才有這樣的眼力。畢希納本來深受法國大革命影響,是個革命者,在追隨法國革命的德國革命活動期間寫的傳單中,他充滿熱情地祈望「德國將作為一個自由國家隨着一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府重新站立起來」。那時,他大概還沒有瞭解到,法國大革命中有兩種不同的革命理想——人民民主和自由民主。時尚書屋
貢斯當的演講提出了對兩種自由的區分,實際上也對兩種民主作出了區分。貢斯當說,盧梭所謂的自由儘管裝飾有「人民公意」的花環,其實不過是一種以自由為名的徒刑。人民公意的自由只是國家施行道德專制的自由,而個人的自由指的是個人戰勝群眾,而群眾「想要實行專制統治之權力,以及要求使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權利」。畢希納明白其中的道理,才變成了同情丹東的自由主義者,對人民民主產生出恐懼。時尚書屋
他開始覺得,大眾需要的只是麵包,一旦這個世界上可以產出的麵包不敷大眾時,人民民主的理念只會成為暴政的工具。在辦案期間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丹東這樣寫道:
整個革命已經分成自由主義的和專制的兩部分,而且必定要毀滅于沒有文化的、貧窮的階級: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關係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因素,單是饑餓就可以成為自由女神,只有給我們的脖子套上七重埃及災難的摩西可以成為救世主。如果你養肥了農民,革命就會半途而廢。時尚書屋
畢希納已經能夠區分個體的自由——即不受他人強制的感覺和思想偏好的自由與專制的自由——依憑某種公意的道義有權利做什麼的自由。兩種自由的不同關鍵在於,自由的在體性基礎是總體性或共同體性的人民公意,還是個體感覺的實質性偏好。兩種民主的不同,也是由於這種自由的在體性基礎的差異。民主的自由是人民公意的自由,這種自由必然是人民意志的專制自由。時尚書屋

自由的民主是個體感覺的民主,這種民主必然是有思想和感覺分歧、衝突的民主,個體感覺偏好的自由使得民主不可能結集為統一的公意,更不用說由人民民主的國家機器用專政來貫徹統一的公意。時尚書屋
法國大革命後不久,在監獄裡被關了好長一段時期的作家薩德Sade獲得釋放。放出來後,他就講了一個故事。一個性虐待狂把一個女子的雙手捆在床頭柱上,讓她看不到在自己下面究竟發生什麼事。這位虐待狂用一隻玩具陽具與她做愛,讓她感到一陣接一陣幸福的 petite mort小死時尚書屋
完事後,虐待狂告訴她,這是玩具的效果。那女子氣得差點真的小死過去。虐待狂微笑着對她講了一句實話:「感覺不都是一樣的嗎?」
八九年冬天,柏林圍牆拆除之前,我到西柏林旅行,看到民主德國「人民電視台」在播放這出據薩德作品改編的電視劇。不幾天,柏林圍牆就倒了。我想,大概就是這「一樣」的感覺讓柏林圍牆倒了。時尚書屋
丹東為何而死。時尚書屋
是為了妓女的感覺偏好的自然權利、為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體倫理的自由?這死是不是有點像福柯的殉難?時尚書屋

同一個身體的痛苦和享樂

這樁思想疑案可以在這裡結案了嗎?時尚書屋
如果可以在這裡結案,畢希納恐怕不會發那場致命的高燒。時尚書屋
在審理丹東被斬掉腦袋這個案子的過程中,畢希納已經看到兩種自由觀、國家觀、道德觀不可調和的對立。但畢希納覺得,這樁思想疑案還有些疑點沒有完全搞清楚。他那雙思想偵探的眼睛鋭利地發覺:革命家丹東和妓女瑪麗昂根本不承認公意道德及其對立面邪惡,只認可單純的生存感覺,而羅伯斯庇爾們雖然主張公意道德,但思想基礎同樣是單純的生存感覺。公意道德觀與個體享樂道德觀只是看起來對立,其實是從同一種生存感覺產生出來的。時尚書屋
人民公意道德的正當性根據究竟是什麼?初看起來,與妓女瑪麗昂的生存原則的正當性根據享樂不同,人民道德的正當性根據來自人的身體痛苦。人民拉弗羅特說:「疼痛是唯一的罪過,受苦是唯一的邪惡;我可要做個有德行的人。」
人民道德的訴求不過是私人的痛苦得到補償的媒介,公意道德只是聽起來為了消除世界的罪過和邪惡,其實是為了彌補自己身體的疼痛,像畢希納認識的窮苦人奧伊采克說的:「錢,錢哪!誰沒有錢——那麼誰在這個世界上就只能指望道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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