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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遊俠人 第 7 頁


考據確非康氏所長,目光如炬的思想家,作考據往往主題先行,然後循環論證。例如,為了證明六經皆孔子所作,康有為是這樣立說的: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主,故必然作六經;如不作六經,孔子僅為後
作者:陳平原 / 頁數:(7 / 29)

考據確非康氏所長,目光如炬的思想家,作考據往往主題先行,然後循環論證。例如,為了證明六經皆孔子所作,康有為是這樣立說的: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主,故必然作六經;如不作六經,孔子僅為後世的賢士大夫,不成其為教主;只有知道六經確為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為大聖,為教主,範圍萬世而獨尊者乃可明也」《孔子改制考》卷十。如此循環論證,更多的借助于信仰而不是學理,難怪考據家大不以為然。

 第2部分最後一個「王者師」2
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稱康有為之最大貢獻在於力反乾嘉以來之考據崇拜,別闢一講求義理之新徑;可惜《新學偽經考》等仍從考據而來,與自家宗旨不合。而以考據治經,非康氏所能勝任,因其「皆先立一見,然後攪擾群書以就我,不啻六經皆我註腳」。
這種指責,其實當年廣雅書院山長朱一新已有言在先。1891年《新學偽經考》刻成,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爭議。其中以朱一新之貽書詰難,以及康氏之答辯,最有學術價值。朱氏的批評,或許可以代表絶大部分漢學家的觀點:「治經者,當以經治經,不當以己之意見治經。」
像康有為那樣,「凡古書之與吾說相戾者,一皆詆為偽造,夫然後可以唯吾欲為,雖聖人不得不俯首而聽吾驅策」,在朱氏看來,實在是「鑿空武斷,使古人銜冤地下」。主張發掘孔子大義之學的康有為,根本不在乎朱氏考據失實的指責,反過來嘲笑「今日之害,學者先曰訓詁」。這既是一種論辯的策略,也與康氏講求經世致用的學術理想相關。
就在《新學偽經考》刻成的1891年,康氏的另一部著作《長興學記》也問世了。這部為廣州長興裡開堂講學所著之學規,篇幅很短,影響卻很大。特別是其明確提出義理、經世、考據、詞章四門,對晚清學術思想的發展至關重要。此前戴震、姚鼐、章學誠都有義理、考據、詞章三門之說,儘管所用術語略有差異。時尚書屋
曾國藩開始稱為學之術有四:義理、考據、辭章、經濟。這一說法似乎與康有為很接近,但曾氏重心落在義理,與康氏之注重經世大不一樣。

在《長興學記》與《桂學答問》中,康有為批評清人普遍認可的「識字—通經—達道」這一治學方法,稱其為「磨磚作鏡」、「蒸沙而欲成飯」。康氏主張先從古聖賢心志入手,讀通微言大義,然後再談具體的考據問題。比如,先提出孔子改製為主,然後「字字句句以此求之,自有悟徹之日」。如此治經,方可速成。時尚書屋
因為,一旦「把柄在手」,「天下古今群書皆可破矣」。倘若落在乾嘉諸老手中,如此公然主張「六經注我」,實在寬恕不得。但康氏立說,主要目的是「託古改制」,故注重的是政治功利,而不是學術規則。
儒家作為一種有體、有用之學,在過去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發展中,發揮很大作用。尤其是在社會動盪危機四伏時刻,儒家的經世觀念必定更加深入人心。即如明末清初,留心世事,講求實用,几乎成為知識界的共識。借用顧炎武的話來說,就是:「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這種將「經世」置於「問學」之上,一轉便是斥責無補于當世政治、經濟、軍事者為「無用之學」。晚清國勢衰微,康氏之講經世、斥考據,仍是這一思路的延續。
在《與沈刑部子培書》中,康有為稱「自弱少已好任俠之舉」,日日目睹小民之難,而學界又滿足於追逐利祿,誇耀其無用之考據與詞章,故發憤「講求經世救民之學」。在康氏看來,其時士大夫無力應付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原因就在於「今天下博聞強識之士不少,患無知道者,尤患無任道者」。康氏自視甚高,個性極強,乃百折不回的理想家,非一般注重可行性論證的學者可比。梁啟超為其師作傳,稱其「由陽明學以入佛學,故最得力於禪宗,而以華嚴宗為歸宿焉」。時尚書屋
但養直方剛大之氣,萬法唯心,毅然自任,行大無畏,雖千萬人吾往矣,古往今來幹大事業者,多有此等氣概與精神。此等極主觀極自信之理想家,根本不屑于糾纏名物訓詁之類的「瑣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稱其師「萬事純任主觀」,認準了「孔子改制」,不惜蔑視事實,強之就我,如此不守基本的學術規則,並非理想的「學者的人格」。
可是,康氏本來就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學者。作為政治家與思想家的康有為,遠比作為學者的康有為貢獻大。你不能想象一個基本不懂外文與西學的「學者」,敢於開設「萬國史學」以及「外國語言文字學」之類的課程。而康有為主講萬木學堂,偏設此課。時尚書屋
不是「能夠」,而是「必須」——這就是理想家的思路。讀康有為的書,確實痛快淋漓,有一種解放的感覺。學界需要這種敢於「胡思亂想」的「異端」。大刀闊斧的開路先鋒,會留下許多遺憾,但其「氣勢」,值得後人永遠追懷。時尚書屋
康氏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擔當精神,對其時的青年,如大海潮,如獅子吼。但傳統儒生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蘊涵著「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自我感覺。晚清以降,知識者實際上已經不再主宰整個社會的命運,政權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正常運轉,已經不再依賴于「大儒」的出山。讀書人的「經世致用」,很可能只是一相情願。時尚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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